即便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，恐怕好多人不知道朱英诞是谁。作为一名诗人，这是他的悲哀。然而，这种局面现在要被打破了。最近收到陈均先生寄来的《新诗评论》2007年第二辑（总第六辑）以及《新文学史料》2007年第四期
朱英诞（1913.4.10～1983.12.27），本名仁健，字岂梦，笔名有朱石笺、庄损衣、杞人、?朗、净子等，生于天津。他是朱熹的后裔，他的父亲朱绍谷擅长诗词，少时享有“神童”之誉。1928年，朱英诞入南开中学，未满一年因摔伤而休学。1932年考入北平民国学院，与李白凤同学，时林庚在该校任教，三人常在一起写诗论诗。1935年秋，朱英诞在林庚的介绍下结识废名，从此在诗坛追随林庚、废名二人。不久自费出版诗集《无题之秋》，此系诗人生前唯一一部公开面世的著作。1940年至1941年朱英诞在伪北大担任讲师。在沦陷区的文坛，朱英诞非常活跃，发表大量诗文，曾与沈启无一起编辑《文学集刊》，并编选废名、沈启无的诗合集《水边》。解放后朱英诞在贝满女中教书，直至退休。后半生一直坚持“民间地下写作”，留下几千首诗和大量遗文，均未出版问世。1983年逝世前的半年里他写下两万字的自传《梅花依旧》，极具现代文学史价值。他所补充完整的废名的《新诗讲义》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部新诗讲义前半部分为废名的《新诗讲义》（世人误为《谈新诗》），后半部分为朱英诞所添加，并对前半部分进行了评点。一部完整的新诗史著作终得完稿，此真可谓现代诗坛中师生合著一部诗话的佳话。
《朱英诞文章选辑》共收录朱英诞的文章31篇，大多是朱英诞关于诗歌或诗人的见解，颇多独到之处，有些还起到了丰富文学史料的作用，而这些文章又多半系“地下写作”，未曾公开发表过。如《苦雨斋中》《废名先生所作序论》《俞平伯小识》《水边集序》等很值得关注，为相关人物提供了一些新鲜的材料。又如沈启无的学生、朱英诞之妻陈萃芬在《关于诗人朱英诞》的回忆中明确指出，周作人被刺沈启无确实是替他挨了枪的，并不是周作人在《元旦的刺客》一文中回忆的，沈启无声称“我是客”来转移刺客的注意力，这无疑为周作人被刺事件提供了新的史料。此外《朱英诞专辑》对于研究“废名圈”之现代派遗脉在沦陷区的发展历程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喜读之余，不免也有遗憾，主要是时间考证及校订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《林庚纪念专辑》中收录了林庚写给朱英诞的十封信。藏书家姜德明先生早在《信及诗》一文中介绍了废名致朱英诞、林庚致朱英诞的信，明确指出林庚致朱英诞的信发表于《辅仁文苑》第二辑，并在文中做了摘录。因此，今日研究者所言“辑佚”恐有不当。而且“辑佚者”在辑佚附记中对信的写作时间判断是有问题的。
“附记”云：“这十封信中，前八封写于北平，约为1936年，九、十三两封，则分别写于1938至1939年。”其实，从三封信所谈《冬眠曲及其他》出版之事来看，第一至第三信写作时间是1936年。
第五封信中有言：“文楷斋书尚未送来，想须过了元宵也。元旦新春无事，即问安好”；“象贤信原能面转”。第六封信有言：“象贤亦从青岛有信来。”按：象贤即朱英诞的同学李白凤，1936年夏大学毕业后往青岛。以上说明在写第五、六封信时，李白凤已不在北平，而在青岛。因此，基本可以断定，第五封信是1937年新春之时（旧历元月）写的，而第六封信则稍晚（按：整体而言，此十封信的时序应该是从先到后的，当初作为收信人的朱英诞已编好）。又，第四封信录有《冬之情曲》一诗，时间当在元旦之前，应为1936年末。
第七封信有言：“苦雨斋之聚亦仍照常，惟少见废公及吾兄耳。”又以为朱英诞“或已赴津”。此信写作时间应在林庚离开北平南下福建厦门大学之前。按，林庚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往天津，再经由香港于9月到厦门大学。可见此信写作时间当在七七事变之前。
又，信中云“今日午后拟视常出星先生，明日得暇盼能来一谈，当不出门也”，“常出星先生”疑为“常出屋先生”之误。废名一度卜居于西山，周作人请沈尹默为其书斋题名为“常出屋斋”，后来在周作人、俞平伯、沈启无、林庚等师友圈子中常以“常出屋”、“常出屋斋兄”、“常出屋斋居士”称呼废名，这类称呼也时常出现在他们的书信中。而“星”又与“屋”字形相似，所以“常出星先生”疑为“常出屋先生”之误。
第九封信中提到“戴望舒诸人均在港，近来亦不作诗人了”。按：戴望舒到香港的时间是1938年5月，而信的落款时间是“十月五日”。此信写作时间是1939年10月5日的可能性不大，因为这组信是发表于1939年12月的。这说明此信的写作时间应是1938年10月5日。
第十（标题作“十三”）封信的写作时间落款是“五月二十九”，疑即1939年5月29日，刚好在写第九封信的时间之后。但信中云“得废公书，始悉仍在平也”，则很奇怪。废名是1937年12月离开北平的，1939年时怎么可能“仍在平”呢？只好存疑，以待方家解释。
另外，在《朱英诞文章选辑》的许多文章中出现方格，不知由于是原刊脱落还是不可辨识。记得有一次《废名年谱》作者陈建军曾向我出示过朱英诞为废名、沈启无的诗合集《水边》作的《水边集序》复印件，并无脱落之迹象，而在《新诗评论》中的《水边集序》中，“然而走后我才又沉淀的觉出不妙，无可奈何花落去矣”一句竟脱落一“淀”字。
现在这本《朱英诞文章选辑》的一大缺憾是没有收录朱英诞不同时期的代表作。希望在废名、朱英诞合著的《新诗讲义》出版之后，能引起研究者及爱好者对朱英诞的关注，早日有人为他出版诗集。
这么一个在沦陷区具有重大影响的诗人，长期以来居然未被写进《现代文学史》，甚至连《沦陷区文学史》《被冷落的缪斯：中国沦陷区文学史（1937～1945）》亦未提及。我想，文学史之视野不该如此狭隘，我们应当在中国新诗史上记下朱英诞这一笔。
（《新诗评论》总第六辑，陈均主编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，24.00元）
（本文编辑：朱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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